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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观点】黄维樑:文明互鉴与一个文论体系的建立——解说“情采—通变” 体系的中西文化背景

发布日期:2025-03-07    作者:黄维樑     来源:     点击:

【摘要】 20世纪初叶以来西方的文学理论,名目繁多,都先后输入中国。20世纪中叶以后,海峡两岸更是让文论的西潮汹涌流入;众多中华的文学研究者崇洋趋新,以西方的马首是瞻。现代西方文论内容丰富,有助于文学析论,却也有故作艰深或故弄玄虚的。中华学者对这些文论苦苦追求,成为“后学",有所得益;却也有不分青红皂白照单全收,而贻笑大方。至于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文论虽见成果,但难免有偏差;一般学术界、文化界对中国文论则几乎没有任何“接受",甚至有持轻视态度的。在文学理论方面,中国多输入而几乎没有输出,出现严重的文化赤字。中华学者应该从比较文学出发,通过文明互鉴,对中国古代文论加以诠释,并斟酌应用于实际批评;进而考虑向西方输出,让西方文论界认识到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作为借鉴、采用的参考。《文心雕龙》体大虑周,理论高明而中庸,应该是输出的首选。本文以《文心雕龙》内容为基础,建构了一个中西合璧的“情采—通变"文论体系。本文除了概述此体系之外,还对形成此体系的中西文化背景,加以解析:中西文化(包括文论)有相同的核心理念,所谓心同理同;刘勰博识睿智,所论具普遍性恒久性,可为今用;此体系是个泱泱大体系,有大亮点;今之西论,为古之《文心雕龙》所欠缺者,可获纳入,可获兼容。这体系的构成是文明互鉴的一个成果。


【关键词】文明互鉴;文论体系;中西文化;文化自信;《文心雕龙》;“情采—通变"体系


—、文学理论:中华学者只取西经

晚清以来中国很多读书人对本国文化失去信心:要打倒孔家店,要把线装书扔进茅坑,因为线装书里面藏的是吃人的礼教;要废掉落后的方块字;认为旧体诗词决不能表达复杂的感情思想;认为中国人的思维重直觉,乏分析力,乏体系性;提倡文学革命,搬演从西方引进的“文明戏",引进“德先生"“赛先生";如此等等。

中华学者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取西经,西化成风。以西方文学理论而言,19世纪之末,即已开始传入中国,20世纪50年代起,先是台湾与香港,20世纪80年代起,进而大陆,各地中华文论界先后引入、接受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英美新批评、女性主义、现象学、神话与原型批评、结构主义、诠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批评理论。西潮如钱塘江大潮,把某些崇洋趋新的弄潮儿都卷走了;甚至要汹涌至西湖,把湖水连白堤、苏堤都淹没。

“西经"当然值得取,西方文论有很多精彩之处,“西化"绝对不能一刀切否定。然而,很多中华学者实在过度“西化"了。这些中华“后学"勇往直前,只取“西经",对中华的“经"仿佛视而不见,提也不提;不论“西经"有理无理,唯“西经"是尚,如对后现代主义亦步亦趋;即使“西经"艰深难念,仍爱“西经",如对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艰涩理论的推崇。

批评西方文论的中华学者有夏志清、钱钟书等;西方学者如德格拉斯·布殊(Douglas Bush)、维恩·布扶(Wayne Booth),戴维·洛奇(David Lodge)等,也对他们某些同行某些“主义”,表示反对与痛心。举例而言,20世纪70年代夏志清指责中华的一些诗人崇奉艰深晦涩的诗学。20世纪80年代,钱钟书讽刺不少批评家只会搬弄术语:“Technical terms are pushed to and from, but the investigation stands still”(术语搬来搬去,研究原地不动)。哈佛大学的德格拉斯·布殊20世纪60年代在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的大会上斥骂某些文论家用佶屈聱牙的伪科学术语欺世盗名。20世纪70年,戴维·洛奇在其小说《换位》(Changing Places)中讽刺同行嗜好时髦理论,而其研究成果对我们理解和欣赏作品并无帮助。1996年,有恶名昭彰的“Sokal Hoax”事件(“骚哥恶作剧”)。同一年代,希尔顿·柯来马(Hilton Kramer)在《纽约时报》撰文,炮轰“耶鲁四人帮”(The Yale Gang-of-four),说他们玩弄华而不实、胡闹(pompous and nonsensical)的理论。虽然如此,很多中华学者仍然崇拜“西经”,仍然甘心做“后学”,拜西方诸“大师”为师,根据其教诲来做“作业”。反观20世纪西方的重要批评家或文论家,如艾略特(T. S. Eliot)、弗莱(Northrop Frye)、韦勒克(Rene Wellek)、艾布拉姆斯(M. H.Abrams)、布斯(Wayne Booth)、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等或名气较逊的文论学者如霍洛步(Robert C. Holub),其著作全不见中国古今文论的片言只字:古代的刘勰或金圣叹,20世纪的朱光潜或钱钟书,完全无踪无影;没有“赋比兴”“兴观群怨”,更无“神思”“知音”“情采”“通变”。

个别西方文论家不识或忽视中国古今文论,西方学者集体编写的文论辞典一类书籍,则若非同样忽视,就是予以冷处理,或不当的处理。近年(2018年)出版的《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终于选入当代一位中华学者的文章,此事引起一众华人同道的额手称庆。

西方文化包括西方现代的文学理论,自然有诸多精彩的、我们可借鉴的地方;中华学者如果在取西经之际,回顾传统,发现传统的丰美之处,就不用事事瞻仰西方、依赖西方了,更不会认为中国传统理论贫乏、落后、无用了。



二、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建立“情采一通变”(“Hati-Colt”)文论体系

《文心雕龙》体大虑周,高明而中庸,而且理论极具恒久性、普遍性,有巨大的现代价值。20世纪80年代笔者开始运用《文心雕龙》的理论于文学批评,曾先后撰文说明刘勰评析作品的原则和欧美“新批评”相近;说明《史传》篇提出的修史策略,今天可采用;指出《时序》篇简直就是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纲;建议《论说》篇和《序志》篇作为现代学位论文写作的指引;指出学识偏差者谓中国古代文论缺乏体系,而刘勰仿佛预知此歪论,写成的《文心雕龙》就是一本驳斥歪论的“预案”。《文心雕龙》本身有体系,刘勰在《序志》篇说得相当清楚,虽然还有不够周全之处(以致引起诸多龙学家的诠释和辩论)。我们大可通过中西文明的互鉴,为《文心雕龙》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架构,作为一个“大同诗学”(common poetics)的雏形。经过长时间的构思、酝酿、规划、修订,笔者建立了一个以《文心雕龙》内容为本的文论新体系;它兼及中国传统的一些重要理论,又旁及西方古今的一些重要理论。这个名为“情采—通变”文论体系的纲领如下。


(一)情采(内容与形式[技巧]content and form)

 (1)情:人禀七情,感物吟志 圣贤书辞,郁然有采。

 (2)采:日月山川、圣贤书辞,郁然有采。

 (3)情经辞纬,为情造文(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在“情”方面,“蚌病成珠”说兼容西方tragedy悲剧理论和psycho一analysis心理分析;由“情”到“采”,中间涉及“神思”,这和西方的“想象”imagination可相提并论]

(二)情采、风格(style)、文体(genre)

 (1)物色时序、才气学习(影响作品情采、风格的因素)。

 (2)风格的分类。

 (3)文体的分类。

[《物色》相容西方基型论 archetypal criticism;《谐隐》相容西方通俗剧(melodrana)理论]

(三)剖情析采(实际批评 practical criticism)

 (1)文情难鉴,知音难逢。

  (A)披文入情的困难。

  (B)读者反应仁智不同。

(相容西方读者反应论reader's response及接受美学receptiona esthetics)

 (2)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理想的批评态度)。

 (3)“六观”中的“四观”。

  (A)观位体。

  (B)观事义。

  (C)观置辞。

  (D)观宫商。

[(A)“位体”可与亚里士多德结构structure说相提并论;(C)“置辞”和(D)“宫商”相容西方修辞学 rhetoric及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西方叙事学narratology可寄存于(A)“位体”;西方女性主义feminism及后殖民主义 post-colonialism等可寄存于(B)“事义”]

(四)通变(比较不同作家作品的表现)

 (1)“六观”中的“二观”。

  (A)观奇正。

  (B)观通变(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2)通变·文学史·文学经典·比较文学。

  (A)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学史 literary history)

  (B)文学经典(literary canon)

  (C)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史传》《时序》相容西方文学史理论]

(五)文之为德也大矣(文学的功用)

 (1)光采玄圣,炳耀仁孝(文学对国家社会的贡献)。

(兼容西方马克思主义Marxism等理论)

 (2) 腾声飞实,制作而已(文学的个人价值)。


为了向西方的比较文学学术界介绍这个体系,我把“情采—通变”长文改写为英文,以“Hati-Colt : A Chinese-oriented Literary Theory”为题,于2016年7月在四川大学的一个国际比较文学研讨会上宣读,后来在一本名为Comparative Literature &. World Literature 的学报上发表 (在其第一卷第二期,2016年)。对应于中文写成的原来体系,它的五个部分如下:

①“Heart-art”(content and form);[情采(内容与形式技巧)]

②“Heart-art, ”“style”and “genre”;(情采、风格、文体)

③“Analysis of heart-art”(practical criticism);[剖情析采(实际批评)]

④“Tradition- innovation”(evaluation through comparison of various works/authors);

[通变(比较不同作家作品的表现)]

⑤“Values and functions of literature”[文之为德也大矣(文学的功用]。

此英文题目名称的“Hati-Colt”里,“Hati”是“Heart-art”(心—艺术;情一采)和“Tradition-innovation”(传统—创新;通一变)的头字母缩写;“Colt”是英文“Chinese-oriented literary theory”(中国为本的文学理论)的头字母缩写。Hati有两个音节,声音容易读出来(不像NBC、CBS、CNN那类简写要一个个字母读出来);Colt亦然,而且有意义,意为“小马”或“新手”,寓意是这个体系虽来自古典,却是个新的尝试。拟定这个英文名称,可说是“用心良苦”。整个“情采通变”体系的具体内容,说来话长,有兴趣的读者,请自行找拙著来阅读。(“Hati-Colt: A Chinese-oriented Literary Theory”一文的摘要,作为本文的附录一)



三、中西对应:文论关键词和核心价值观

以下要说明此体系的中西互鉴、汇通、合璧之处。

第一,体系的内容以中国文论为主,关键词汇来自中国文论的“龙头”《文心雕龙》:


(一)“情采”(来自《情采》篇)。中的“人禀七情”“感物吟志”(《明诗》篇)、“圣贤书辞”(《情采》篇)、“郁然有采”(《原道》篇)、“情词经纬”“为情造文”(《情采》篇)、“神思”(《神思》篇)。

(二)“情采·风格·文体”中的“风格”(《议对》篇)、“物色”(《物色》篇)、“时序”(《时序》篇)、“才气学习”(《体性》篇)。

(三)“剖情析采”(《原道》篇)、“文情难鉴”“知音难逢”“披文入情”“平理若衡,照辞如镜”“六观”“位休”“事义”“置辞”“宫商”“奇正”“通变”(《知音》篇)。

(四)“通变”(《通变》篇)中的“经典”(《正纬》篇)、“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时序》篇)。

(五)“文之为德也大矣”中的“光采玄圣,炳耀仁孝”(《原道》篇)、“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序志》篇)。

第二,来自《文心雕龙》的关键词,基本上可找到英文词语为之对应。上面列出的“纲领”,关键词都是中英对照的,如“情采[内容与形式(技巧)content and form]”,如“风格(style)”;其他不一一列举,大家回顾一下前面的“纲领”就清楚。中英对照,不表示中文和英文的语词,两者的意思都一样或两者对等,如“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这里只表示《文心雕龙》原文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涉及文学发展的观念,而可以使人理解到它的理念与literary history(文学史)相关。

有这样的对照是因为笔者认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有相同或相近的人类核心理念和核心价值。

举例而言,中国文化有“仁义礼智信”五种美德——所谓“五常”的说法;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应该也会认同这“五常”,这里试加阐述。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持续很久了,在大破坏、大灾难之际,各国政要和民众都呼吁“停火”,都呼吁对战火中的平民予以“人道主义”救助;此即“仁”也,benevolent, compassionate, kind-hearted, humanitarian也。

有政府立法禁止妇女堕胎,这合理吗?合宜吗(“义者宜也”)?公义吗?认为此法是“恶法”者,都抗议之、谴责之;此“义”也,just,righteous,appropriate也。一国的君王“薨”了,成为全球大新闻;看官,从宣布噩耗到举行葬礼,其间有繁文缛节大大小小多少的礼仪;此“礼”也,ceremonial, ritual, courteous 也。

某国豪掷几百亿美金研发电子科技智能产品,某国制定法例保护知识产权,某国呼吁凭智慧解决外交难题;此“智”也,intelligent,intellectual,learned, wise也。[知识不足的翻译者,把Mencius(孟子)翻译成门修斯;把Chiang Kai-shek(蒋介石)翻译成常凯申;把赤脚大仙翻译成“red-footed immortal”]现代社会信用卡流行,人人讲“信用”,国与国交往重诚信(国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此“信”也,honest, faithful,credible,trustworthy,trustful也。仁义礼智信是个人行为的准则,也是国家行为的准则。

以文学为例。莎士比亚辞世后七年,文友姜森(Ben Jonson)写诗称颂故友(诗题是《莎士比亚戏剧集题词》),开宗明义竟然先谈嫉妒:

莎士比亚,不是想给你的名字招嫉妒,我这样竭力赞扬你的人和书。

我们读《文心雕龙·知音》,刘勰不是也谈嫉妒吗?刘勰历引班固、曹植等嫉妒同文的例子,结论说:“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魏文指曹丕,他在《典论·论文》说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其有效性已有一千多年,相信还会延续,此说在中国有效,在西方亦然。

人类有核心的理念,有核心的价值观,正如钱钟书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当然也有因为语言不同或其他因素而“对应”不起来的。最佳例子之一应是《文心雕龙》的“风骨”一词。风骨如何与英文的一个文学批评概念对应?显然不会是“the wind and the bone”,因为我们查遍英文的文学理论批评辞典,都不见这样一个“the wind and the bone”或“wind and bone”或“wind-bone”的术语(term)。

除掉“风骨”的例外,对应的文论概念还有很多很多,譬如结构(structure)。《文心雕龙》“六观”的第一观是“位体”,位体的一个意义是主题,另一个意义是结构。古今中外的文学,无论什么体裁(文体、文类)的作品,都应该有主题;极端的现代主义、先锋派作品可能例外。主题就是《镕裁》篇“设情以位体”的“情”;《附会》篇“附辞会义,务总纲领,驱万涂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的“一致”;《论说》篇“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的“一理”;在西方,就是theme或是 thesis。

至于结构,刘勰论文对此非常重视。《章句》篇云:“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指出作品要有秩序井然的组织(“体必鳞次”)。关于作品的开头与结尾很受重视,《附会》篇乃有“统首尾”“首尾周密”,《章句》篇乃有“首尾一体”之说。《附会》篇曰:“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若筑室之须基构,裁衣之待缝缉矣。”

在西方,结构的重要,自亚里士多德至柯立基(Samuel Coleridge)至新批评学派至芝加哥学派(又称新亚里士多德学派),莫不强调。上面所引《文心雕龙》关于结构的言论,最能与西方(包括这里所举诸人)的“统一有机体”(organic unity)理论相应。刘勰还从反面说明“统一有机体”的重要,《镕裁》篇云:“规范本体谓之镕,剪截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浮词”“芜秽”就是不能为作品主题服务的字句,非作品“有机”的部分。(请参考本文附录二对结构的进一步议论。)


四、“情采一通变”体系兼容西方文论话语


“兼容”。“兼容”指这个“情采一通变”体系可以容纳西方古今的文论话语,使“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体格更大,涵盖更广阔,而可以成为一个现代的理论体系,一个“大同诗学”。《文心雕龙》体大虑周,且有很多“远见”,甚至可说是先知之见。然而,文明日进,世事日繁,20、21世纪是科学称霸的时代,科学主义引来了人文学亦步亦趋的“创新”思维和术语,乃有西方文论界众多新主义、新理论的产生。

刘勰虽然博识睿智,作为先知的“特异功能”仍然有限;他若面对现代西方文论形形色色的话语,如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学说、新批评、女性主义、神话原型论、诠释学、读者反应论、文化研究论、后殖民主义、离散论、新历史主义等,岂不感到“惭愧”?不会的,刘勰可能会说:“这些林林总总的理论,泰半可由我‘六观’中的‘事义’吸纳;因为这些西方现代理论,关注的都是作品的内容,关注其思想义理。”刘勰也会补充道:“还有,像新批评、神话原型论、读者反应论这些,拙著里多有与它们可以互相印证互相发明的观点,这方面黄维梁已多有解说。”诸位回看前面“情采一通变”体系的纲领。看到那些附有英文的词汇,就知道可以“兼容”的文论有多少了。

英国诗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有“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远不会相遇”(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的“名言”;而钱钟书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说把吉卜林的说法颠覆了,东方和西方相遇了,而且可以相容、兼容。


五、“情采一通变”体系一大亮点:实际批评的“六观”法


“情采一通变”体系的内容源于《文心雕龙》,此书“剖情析采”,对“析采”非常重视,而“析采”这部分可补现代西方诸种流行理论的不足。现代西方文论探讨的焦点都放在心理活动、神话原型、性别行为、语言模式(而不是语言艺术)、社会形态、政治意识、读者反应、诠释效能等方面;对作品艺术性的关切,几乎就只有新批评学派(The New Criticism)。宣称“圣人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的《文心雕龙》,对作品的修辞(语言的艺术性)有周详而精当的论述;龙学者所说的“文术论”自《定势》《情采》《熔裁》起,一共有十多篇。

现代西方文论对作品有多角度的分析,有时甚至有钻牛角尖的繁琐;对作品的艺术性表现,则通常“不予置评”。《文心雕龙》不然,它既析且评,要指出作品是否“衔华佩实”,是否“自铸伟辞”,是否开拓创新;刘勰还提出“六观”法,具体周延地从六个方面来审视作品内容和形式的表现,评价其成就。

钟嵘《诗品序》批评谈诗者,谓其“喧议竞起,准的无依”;刘勰有同样的不满,因而呼吁建立客观的批评标准,希望批评者如《知音》篇说的“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文学的作用,用艾布拉姆斯(M.H.Abrams)的理论,有如镜说,有如灯说。文学批评的作用,也有如镜说,有如灯说。关于如镜说,18世纪德国的莱辛和19世纪俄国的杜勃罗留波夫,都认为文艺批评“应当像镜子一般使作者的优点和缺点呈现出来”。刘勰的如镜说,早出现了一千多年。要“平理若衡,照辞如镜”,博观很重要。即《知音》篇所说:“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壞,酌沧波以喻吠浍。”博观是批评家的必需条件,大批评家如刘勰,如18世纪英国的约翰逊(Samuel Johnson),20世纪的如钱钟书、韦勒克、弗莱、布鲁姆(Harold Bloom),哪位非如此?虽然我们都知道,文学是个浩瀚大海洋,要博观天下的文学名著,是绝难完成的任务,更不要说要博观天下之书了。

论作品要从多方面着眼,这样才少偏颇,刘勰提出“六观”:“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笔者认为“观”指分析、评价作品的观察点“六观”就是分析、评价作品的六个方面。“六观”说是批评家力求客观全面而应采用的方法学。

笔者参照多位龙学者对六观的解说,加上自己的意见,尝试用现代的词汇来说明六观。为了方便讨论,且看起来更为合理,笔者大胆地把六观的先后次序予以调整,而成为:一观位体,二观事义,三观置辞,四观宫商,五观奇正,六观通变;于是形成了这样一个现代的六观说:

第一观位体,就是观作品的主题、体裁、形式、结构、整体风格。

第二观事义,就是观作品的题材,所写的人、事、物种种内容,包括用事、用典等;以及人、事、物种种内容所包含的思想、义理。

第三观置辞,就是观作品的用字修辞。

第四观宫商,就是观作品的音乐性,如声调、押韵、节奏等。

第五观奇正,就是通过与同代其他作品的比较,以观该作品的整体表现,是正统的,还是新奇的。

第六观通变,就是通过与其他作品的比较,以观该作品的整体表现,如何继承与创新。

六观中的第二、三、四观,可合成一大项目,以与第一观比照。这个大项目就是局部、组成部分、局部肌理(local texture),以与第一观的全体、整体大观、逻辑结构(logical structure)比照;local texture和 logical structure是美国新批评学派用语。刘勰论文,非常重视局部细节与整体全部的有机性配合;事实上,“置辞”与“事义”息息相关,而此二者,加上“宫商”,乃构成整篇作品的“位体”,或者说这三者都为“位体”服务。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位体”决定了“事义”“置辞”和“宫商”。第一至第四观,乃就作品本身立论。第五观“奇正”,第六观“通变”,则通过比较来评论该作品,用的是文学史的角度了。六观法是一个力求客观、力求全面、切实可用的文学批评方法。


六、“情采一通变”体系建构是中西文明互鉴的成果


西方现代文论不重视作品的艺术性分析,《文心雕龙》重视且有周全精到的论述;这本文论经典更创建了六观法,其设想周备的体系(是《文心雕龙》大体系中的一个小体系),据笔者粗陋之见,乃西方文学实际批评的理论所缺少的,因此更见其杰出不凡。我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借镜西方有益有用[加上有趣当会更好;古罗马的贺拉斯(Horace)用“有益与(或)有趣”说明文艺的功用]的文论,西方自然可以借镜《文心雕龙》等中国古今文论中种种对他们有益有用有趣的理论。

“情采一通变”体系乃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借鉴西方文论,中西合璧地建构出来的。笔者曾发出“让‘雕龙’化作‘飞龙’”的呼声,希望“雕龙”在国际文论界成为珍宝,以至凭着东风成为“飞龙”,周游天下各国的文苑,希望为世人所欢迎、接受和借鉴。以“情采一通变”体系为例子的“大同诗学“,就是从互相借鉴中诞生的。






附录一:An Abstract (内容提要) of “Hati一COIt: a Chinese一Oriented Literary Theory

In this age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all various theories originated in the West have been imported into China; many Chinese academics have followed what the Western theorists advocate passionately and indiscriminately.

On the other hand. Western academics have virtually paid no attention towhat their Oriental counterparts have written.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criticism has even been denounced as vague, in lack of analysis and system, and unsuitable for modern - day literary discourse; it is suggested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criticism should transform itself to become modernized.

The author, while being benefited from Western theory and criticism, maintains that much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riticism is very valuable for its brilliant ideas, its high analytical quality, its systematic presentation and its capability for critical application. He has thus developed a literary theory based upon China's paramount classic on literature, Wenxin Diaolong 文心雕龙,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he draws ancient and modern ideas from China and the West as materials for support, illumination, supplementation and East-West comparison. The theory is labeled “Hati-Colt” in which“Hati”means “Heart-art and Tradition-innovation, ”and “Colt”means “Chinese- oriented lit[erary theory.”

This paper is in the main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author's long article written in Chinese concerning "Hati-Colt. ”To demonstrate the applicability of "Hati-Colt.”a few examples in practical criticism are given in this paper.The author maintains that “Hati-Colt” covers important elements in the study.


附录二:  结构论  (续)


中国戏曲和小说以至散文的结构,也常常是文评家讨论的焦点。这里只举清代李渔对戏曲结构的看法,以概其余,下面是《闲情偶寄》的一段话:“至于结构二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如造物之赋形,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角,使热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倘先无成局,而由顶及踵,逐段滋生,则人之一身,当有无数断续之痕,而血气为之中阻矣。”

文学作品的结构,是“统一有机体”的说法,源远流长。我们几乎可以说,人类自从有文学批评以来,就有这个概念。奥仙尼(Gian N. G. Orsini)告诉我们,在古希腊,柏拉图是“这个概念的提出者,也是它的主要形成者”。在柏拉图的《斐多篇》(Phaedrus)中,有这样一段重要的话:“每篇论说都必须这样组织,使它看起来具有生命,就是说,它有头有脚,有躯干有肢体,各部分要互相配合,全体要和谐匀称。”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情节是悲剧最重要的元素;像柏拉图那样,他用了个比喻:“有生命的物体,其各部分的组成,必须有秩序,这样才美丽。由部分组成全体的各种物体,也必须如此。”郎介纳斯的《论雄伟》中,作者赞扬莎孚(Sappho)的一首诗,说这位女诗人的技巧,表现于她“选择了最适当的细节,然后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后世的谈诗论文之士,对有机统一体的肯定,例证太多,不胜枚举,也许只多引柯立基(S. Coleridge)的一句话就够了。柯氏被新批评家许为现代文学批评的先锋之一,他说过:“美的意识存在于一种直觉,我们一时间感觉到部分与全体间和谐妥帖,那就是美了。”


本文刊于《文明互鉴与文学研究》第一辑,经作者授权后推送。原文、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期刊。



作者简介


黄维樑,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级荣誉学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文学博士。1976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讲师、高级讲师、教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亚系、台湾中山大学外文系、佛光大学文学系、澳门大学中文系、美国Macalester College英文系、四川大学文新学院的客座副教授、客席教授或客席讲座教授。 著有《中国诗学纵横论》《香港文学初探》《壮丽:余光中论》《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大师风雅》《突然,一朵莲花》《大湾区敲打乐》《文学家之径》《当代文学自由谈》等三十余种,以及中英文论文多篇。历任香港作家协会主席、香港作家联会副会长、中国文心雕龙学会顾问等。